作者｜布鲁斯·考德威尔（Bruce Caldwell）
美国杜克大学教授、美国经济思想史学会会长、《哈耶克全集》第三任主编。
哈耶克是一个谜。距今20多年以前，他在我眼里就是这样。那是1982年的夏天，我在纽约大学一个学年的博士后就要结束。几年以前，我作为一名助教，以一项经济思想史的专业研究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我的论文有个一本正经的学究式题目：“从科学哲学的观点看经济学方法论”。我去纽约大学的部分原因是，我想把它改写成一本人们确实愿意读的书，此外，我还想在那儿研究一下奥地利人的经济学，或者更确切地说，进一步了解奥地利人独特的方法论观点。它们与主流经济学家的实证主义话语大不相同，实际上是跟这种话语针锋相对的。我尤其想进一步了解米瑟斯所提倡的那种怪怪的先验主义方法论，至于哈耶克，我对他几乎还一无所知。如果您想了解奥地利人的运动，纽约大学是个好去处。那儿有（至今仍有）为研究奥地利经济学而设的正式课程。除了课程之外，还有每周的讨论课、教职基金、博士后和研究生。我在那儿的一年里，教师有伊斯莱尔·基尔泽纳尔、马里奥·里佐、杰里·奥德里斯考和路德维希·拉赫曼（春季学期）。拉里·怀特任客座教授，理查·朗格卢瓦是博士后，还有十几名学生，其中包括唐·波德鲁、马克·布莱迪、桑迪·伊科达、罗杰·科普尔、库特·舒勒和乔治·塞尔金。这里人才荟萃，对我而言是一段非常丰富的经历。那年春天，杰里·奥德里斯考递给我一本特伦斯·哈奇森的书，然后问我：“哈奇森认为哈耶克有过一次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你怎么看？”哈奇森曾说，哈耶克在20世纪30年代经历了一次“方法论上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更确切地说，他认为哈耶克在1937年发表的“经济学与知识”一文，标志着哈耶克已脱离了米瑟斯的先验主义立场，转向哲学家卡尔·波普提出的证伪主义方法论。我对这种说法颇为不解。我在做博士论文时深入研究过波普的思想，当时对米瑟斯的观点也有较多的了解。坦率地说，难以想像还有比他们两人更加南辕北辙的两种观点了。一个人怎么可能发生如此大的变化，从一种观点转向另一种观点呢？然而同样千真万确的是，哈耶克是他们两人的好友。哈奇森是数一数二的思想史专家，而且是那个时代的过来人，他提供了详尽的文本证据来支持自己的看法。因此，哈奇森的说法带来了一个谜。正是为了解开这个谜，我开始专攻哈耶克。从此以后便潜心于此，尽管有些关心我的朋友也曾好言相劝，别把自己那么多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我希望在这里解释一下自己矢志于此的若干原因。经济学家哈耶克在其学术生涯的最初八九年里是用德语写作。后来，至少直到1962年去德国以前，他主要是用英语写作。也许是采用新的语言表达思想的新鲜感和挑战，他在选择标题上十分用心，有时用它们来暗示另一些著作。譬如他在伦敦经济学院的演说“经济思想的趋势”便暗示着《经济学的趋势》，一本由雷克斯福德·图格维尔编辑、十年前在美国出版的著作。他的知名度最高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标题是取自托克维尔的一句话“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vitude）”。另外，我估计，他在芬莱讲座上的讲稿“个人主义：真与假”，也是在暗指奥斯卡·王尔德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灵魂”这篇文章中一段有关个人主义的话。有时标题还包含着多层含义。使哈奇森认为哈耶克有个“方法论上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的那篇文章，即“经济学与知识”，便是其中之一。它的主题是经济学理论做出的有关实践者的知识的假说，但也涉及经济学家本人能够知道什么。对哈耶克的诺贝尔奖演说“知识的僭妄”也可以做如是观。我本人的标题“哈耶克的挑战”便是遵循着哈耶克的引导，这个标题是指围绕他的著作出现的多种挑战。当然，哈耶克本人也面对种种挑战。经济学家习惯于摆出敢于承受坏消息的姿态（我说“姿态”，是因为对于我们的服务，就像实干家和治疗专家的服务一样，在危机时刻的需求最大）。然而与大多数人相比，对哈耶克而言这不仅是一种姿态。仅仅指出他的一些观点不受欢迎是不够的。因为在他一生的大多数时间里，他的经济和政治立场总是与知识界其他人南辕北辙。当社会主义被视为一条“中间道路”，所有心肠好的人似乎都对社会主义抱有好感时，他却抨击社会主义。他否定凯恩斯革命——甚至在它真正出现之前。在20世纪后半叶，当福利国家以某种形式存在于几乎所有的西方民主国家时，他却批判为其提供哲学基础的社会正义观。为数不多的自由至上论者和保守派对他写的东西一向趋之若鹜，但在这个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哈耶克是嘲笑和蔑视的对象，或者，对于一个观念人来说更糟糕的是，人们对他置之不理。由于自己的政治观点，哈耶克在当时的思想家中为自己寻找读者时，面临着许多挑战。哈耶克也向那些试图解释他思想的人提出了挑战（既然我本人忝列其中，大概也可以分享我这本书的一个秘而不宣的标题：《考德维尔的挑战》）。这里也存在着诸多问题。首先，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哈耶克的著述属于奥地利传统。现在可以有把握地说，在20世纪30年代，这一传统是当时正在发展的经济学主流的一部分。然而在战后岁月里，经济学却发生了变化。阐明这种变化的一种方式是指出该学科已从两次大战之间的多元主义转向战后的新古典主义（Morgan and Rutherford 1998），另一种方式是指出主流学说经历了若干次“革命”：凯恩斯革命、计量经济学革命、普遍均衡或形式主义革命，等等。无论怎样解释这些变化，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奥地利人未参与其中。更为突出的一点是，哈耶克和米瑟斯这类人在积极反对它们。因此，对于今天的经济学家来说（我希望他们中间至少有一部分人成为我的读者），他们可能很难充分意识到奥地利人的意义。我的任务之一便是提供一个必要的背景，使不熟悉奥地利传统的人能够理解他们的观点。哈耶克著作的数量给解释者带来了另一项挑战。哈耶克从1899年活到1992年，度过了70年的文字生涯。糟糕的是，他令人不可思议地多产。更糟糕的是，他没有把自己局限于经济学领域，而是在心理学、政治哲学、思想史和社会科学方法论这些大不相同的领域都有撰述。我用“糟糕”一词，当然是在开玩笑，因为哈耶克的部分魅力正是来自于他涉足那么多的领域，并且经常卓有建树。研究哈耶克将迫使你阅读自己专业之外的东西，这会带来一种获得解放的感觉。然而，在这个奉行专业教育的时代，阅读他难免会感到力不从心。至少应当说，鉴于他的航路错综复杂，评价其思想的任何尝试都有危险。解释者面对的更严峻的挑战是，随着时光的流逝，哈耶克似乎改变了对某些事情的看法。或者换个角度说，他的著作中似乎包含着一些自相矛盾的东西。譬如我们可以看到，哈耶克有十年的时间似乎同时持两种观点：假如有人想研究经济科学，那么他所谓的“均衡理论”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它对于理解市场体系的机制又是个极具误导性的模型。在同一本书里，他既认为收入再分配政策破坏法治，又赞成建立“安全网”，而后者本身就是一种再分配手段。他同时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和群体选择唱赞歌，而这两种立场往往形同冰碳。假如有人出于意识形态或其他原因不同意哈耶克，那么这些明显的矛盾非但不是问题，反而是一条出路，可以为他提供摒弃哈耶克的理由。可是对于像我这样希望理解哈耶克，对他的思想发展做出合理解释的人，这些矛盾却带来了真正的难题。有关哈耶克的大量二手文献也带来了挑战。这种麻烦部分地来自于一个事实：哈耶克向来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很多把他作为写作对象的人，对于他的对错持有强烈的个人意见，这影响着他们的解读。不仅如此，哈耶克的著作涉及广阔的知识领域，涉足于他的不同著作，就会随之出现五花八门的解释。最后，有人用哈耶克的著作去充实自己的基本理论，在这种情况下存在着极大的诱惑，把哈耶克解释成仿佛也参与了他们的研究项目。结果出现了一些有关哈耶克的大不相同的解释——对于大多数作者来说，事情很可能就是如此。我说过，我希望为哈耶克的思想发展提供一个合理解释，不过我这项任务的另一个目标是，我要用自己的解读去对抗二手文献中另一些人的解读。另一些挑战来自哈耶克有关他本人的言论。哈耶克在各种谈话和文章中偶尔会提到一些个人经历，甚至接受过一两次访谈。但是他在1974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后，自传性表白的数量却发生了戏剧性变化。几年后，在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口述史计划的赞助下，哈耶克同意坐下来接受系列访谈。日期定在1978年年底的数周时间，由九个不同的人向他提出问题，话题十分广泛，好像没有打算事先拟定所提的问题，因此哈耶克有时会重复自己说过的话。哈耶克谈到他的个人生活，他的学术经历，他的思想和时代，他同自己遇见过的许多大人物或准大人物的交往和个人印象。由此产生的493页记录稿是一份令人赞叹的资料，囊括了有关其生平和工作方方面面的信息。这为何是个麻烦呢？正如马拉奇·哈科恩为卡尔·波普写的那本极出色的新传记中充分证明的，自传材料往往不准确。波普曾为“在世哲学家丛书”中自己的那一卷写过一份个人简历，后来略作修订后以“无穷的探索”为题出版。波普在手稿上花了大量时间，成书之前数易其稿。尽管如此，哈科恩还是在波普细心的回忆中发现了事实错误，有些还十分严重。他最初倾向于认为波普是在有意采用障眼法，后来才认定那些差错并非有意为之，波普就是把事情记错了。哈科恩由此断定，这谈不上是反常现象：“在自传中，张冠李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我不时发现波普的记忆有误，对此也就不再大惊小怪了。”哈耶克当然为口述史的访谈做过准备。不过他在接受访谈时已年过古稀，且是即席回答问题，谈到的一些事情是发生在四十年前甚至更早。哈耶克在回答一些问题时像是有备而来，他一再使用同样的措辞。这并不意味着他已成竹在胸。用不了多久，一个人想到的事情可能只是他上次讲过的故事，而不是实际发生的事情。这些访谈提供了许多见解，但在使用时务必当心。如果涉及敏感或有争议的话题，又无独立证据佐证他的说法，那就更应当如此。哈耶克解释者的最后一项挑战是“为什么”的问题。哈耶克走过的研究道路绝非一清二楚。这个人是以经济学起家，但他最著名（或在有些人看来，最臭名昭著）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在一定程度上是一本政治学读物。再者，《通往奴役之路》付梓后，他马上又开始撰写一本理论心理学著作。日后他说，由此写成的《感觉的秩序》一书，对于理解他后来的著作至关重要，但他从未说明缘何如此，因此人们对《感觉的秩序》的引用并不特别突出。他后来又转向政治理论，并且最终提出了一种有关人类社会规范的发展史的进化论学说。这种研究兴趣的剧烈变化也需要给予解释。理解哈耶克的旅程有可能吗？这确实是我们面对的最大挑战之一。我敢说，这是个物有所值的挑战。所以在过了这么多年之后，我有时觉得已让哈耶克搞得精疲力尽，却从未感到厌倦。他的思想确实引人入胜。像他这样一位有如此广博的兴趣，能够就那么多不同的主题著书立说的人，对于思想史学者不可能没有吸引力。我从小就喜欢拼图游戏，所以我也从他的传奇故事的每一块图板、从把它们拼接在一起并理解其含义的过程得到乐趣。我大可以承认，正是他的著述的争议性让我不能自拔。我要把他的思想呈现给读者，我知道他们中间有人想将其打入冷宫，这种挑战使我不胜愉快。为了努力做一个好历史学家，我强迫自己通过阐明哈耶克来对抗我本人的信念和偏见，这完全是因为我受到很大的挑战，经常要为自己的解读进行辩护。我对自己的得分有多少自我陶醉的成分，各位可以自己做出判断。最后，哈耶克的故事是一出货真价实的好戏。在他认识的人中间，在他与之通信、共事和辩论的人中间，包括20世纪一些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从许多方面看，这个故事都堪称一部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史。但是，由于哈耶克经常与自己周围的人意见不和，所以他的故事也是一首用对位法写成的变奏曲，既有平行的旋律，又有对比鲜明的主题，所以十分引人入胜。这是一个令我玩味再三的了不起的故事。我猜想，自己的热情也会因我的分析而熠熠生辉。本书的结构十分简单。第一部分打算讲述一下奥地利学派的背景。奥地利人的方法往往不同于经济学主流，所以谁也不会怀疑这种背景知识的必要性。但我还是要对这一部分的长度做些解释，因为它的篇幅确实不小。我们在这里会遇到卡尔·门格尔。他在1871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将成为该学派的奠基性文献此书是一部基本文献，因此我们要详细探讨它的各个主题。但是，要想理解奥地利人的立场，仅仅考察其倡导者的观点是不够的，还必须承认一个基本事实，即奥地利学派是在对抗中形成的一场运动；其实，它的名称就是由它的诋毁者给起的，意在表达一种轻蔑态度，所以我们还要花一些时间了解奥地利人最初的对手，即德国的历史学派，以及那些有关方法论、政治和学术问题的论战，它们是在两个学派为权势、名望、甚至还有学术职位的争斗中产生的。德国人很快便压倒了他们的奥地利对手，虽然奥地利人的运动也因此而变得更加团结。正如维京人的谚语所说，大难不死，反壮筋骨。这两个学派的思想交锋，人称“方法之争”（Methodenstreit），是奥地利学派在前20多年里得以存在的限定性因素。然而它也模糊了两个学派的许多相似之处，拿它们中间的任何一方与今天经济学主流的内容做一比较，这些相似之处就会更加醒目。对此做出全面的阐述，是本书第一部分的主要目的。不过，方法之战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如果说“方法之争”给奥地利学派思想的成长与发展提供了最初的激励，养育它继续生存的却是新的冲突。对于20世纪头20年的维也纳经济学家来说，社会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双重势力日益成为新的对立面。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些势力和人物居然都是来自一个战前由欧根。冯·庞巴维克在维也纳大学主持的研讨班。奥地利经济学家几乎没有认识到他们新对手的力量，或他们正在阐述的论点是在未来一个世纪里不绝于耳的论战的预演。这些阵容强大的力量，从实证主义者到历史主义学派，从主观价值论者到社会主义者，人人都想给自己披上科学的外衣。哈耶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投身军旅，在战后饥寒交迫、经常散发出火药味的岁月去了维也纳大学。他在自己的学生时代，将会遇到相互竞争的每一种思想和门格尔与古斯塔夫·施莫勒的幽灵，研讨班的参与者米瑟斯和奥托·纽拉特的影响也会给他打上毕生不灭的印迹。但是，他在对科学的经济学意味着什么最终形成自己特定的观点之前，几乎耗费了一生的学术研究。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我要讲述哈耶克的故事。假如哈耶克在后来的解释者眼里是个谜，那么他本人也是个解谜者。他接受教育的这所大学具有允许优秀学生随意探索各种领域的传统，所以只要他认为某个研究领域有助于找出解决自己的问题的办法，他就会踌躇满志地进入那个领域。他遇到的一个谜与货币在经济中的作用有关。货币的存在有着显而易见的实质性好处——最起码它为贸易提供了方便，从而促进了专业化和经济成长。货币是一个谜，因为它的一目了然的好处是有代价的：货币本身能引起经济震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恶性通货膨胀给风雨飘摇中的德国和奥地利经济带来的灭顶之灾，充分验证了这一点。哈耶克要解开的第一个谜，就是提供一种货币经济如何运行的理论，它也要解释货币经济有时为何会失灵。到了20世纪30年代，哈耶克开始研究与此相关的第二个谜：给价格受到自由调整、运用资本的货币经济如何长期运行，提供一种理论说明。当然，处理此一问题的不惟哈耶克一人。他的对手之一、一位名叫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英国经济学家所提供的答案，在20世纪中期的几十年里被众多经济学家所接受。凯恩斯不但是个学者，还是个实干家，他认为自己挽救了资本主义。哈耶克在经济学家中的另一些对手，例如市场社会主义者奥斯卡·兰格，认为这种营救任务不啻是空想，提议采用更加大刀阔斧的救治手段。不管凯恩斯和兰格之间可能有多少分歧，他们在观察经济时都看到一架已经崩溃的“机器”。这给哈耶克带来了另一个谜。因为他在观察经济时看到的是一个“有机体”，虽然它有时失灵，有时却能协调千百万独立的个人的活动。为何当时的几乎人人所看到的世界都与他如此不同？哈耶克开始怀疑，是不是经济学家采用的理论工具有问题。他逐渐得出了结论，甚至当时最先进的理论，也没有把握住市场经济最核心的特征，尤其是使它能够协调分散的知识并使人们利用这些知识的方式。哈耶克终于提出了阐明这个事实的另一种描述。它没有、或几乎没有说服任何人，至少最初如此。哈耶克立刻认识到，单纯改变经济学的推理方式是不够的。要想说服自己的对手，他必须创立一种更加全面的社会理论，揭示众多社会制度如何共同协调运作，使自由的个人得以利用他们的知识。这种认识使哈耶克走进了各种新的研究领域，面对新的谜团。有些制度为何运行得比另一些制度更出色？它们是怎样产生的？能够对它们进行改造吗？代价如何？哈耶克在这条道路上每走一步，都会碰到谜团和为其提供另一种解决方案的对手。但是也有一个始终不变的因素：他的所有对手都声称是在从事“真正的”科学。这带来了最后一个谜、一个哈耶克毕生加以研究的谜。科学究竟是什么？它与伪科学有何不同？（这个问题也吸引着他最亲密的朋友、哲学家卡尔·波普。）不言而喻，科学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威风八面，然而哈耶克觉得，他的许多对手都想披上科学的外衣，其实却是王冠的篡夺者。他不时遇到一些人，他们自认为是客观的科学家，他们持有跟他不同的意识形态观点，他们把这种分歧归因于一个事实，既然他们是科学家，那么他便是个意识形态鼓吹者，于是马上就会变得心安理得。哈耶克批判了他所谓的“惟科学主义”，并试图解释自己的对手为何持有那些错误的信念。在这个过程中，他和过去的卡尔·门格尔一样，为了证明自己的立场而转向方法论研究。正如他不久以前发现均衡理论的工具并未阐明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一样，他发现自己的科学对手所赞成的研究方法，模糊了社会科学家所要解释的复杂的自发秩序现象的运行机制。所以他提出了另外一些方法。在这本哈耶克思想传记中，我回顾了哈耶克的思想发展，把他的方法论思想的发展作为全书的主题。一些方法论言论已经见于他的早期著作，但是像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对门格尔也可以这么说），他的初恋情人并不是方法论。哈耶克在他的早期著作中也谈及方法论，但那仅仅是在复述奥地利学派的标准信条，主要是为了让德语读者了解奥地利人关于商业周期的观点。只是到了后来，当他投身于有关他和另一些理论解释他所认为的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的论战时，他才开始更加深入地探讨方法论问题。其成果是一种有关社会科学如何可能、研究社会现象的最佳方式的独特观点。哈耶克的方法论观点有其独立的旨趣，但它们也日益反映着他的基本著作的内容。对他这一部分思想不做出解释，就无法了解他采取特定立场的原因。在追溯其思想演进的过程时，我希望揭示他的方法论著作与他的经济学、政治哲学和心理学著作之间的关系。我不打算系统而详尽地阐释他的全部理论。已经有不少出色的综述性文献对他的思想做了概述，还有一些文献对其中的某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另一方面，我这本书不要求读者对哈耶克的著作有全面的了解。我希望那些既不是经济学家亦非历史学家的读者也能阅读它。我还希望，打算更系统地研究哈耶克思想的人，在读过此书之后，既能对哈耶克的宏大视野有所了解，也知道在他的大量著述中从哪儿找到特定的思想。我把这本书的中间部分称为“哈耶克的旅程”。这个标题不是指他的身体旅程，从维也纳到伦敦再到芝加哥等等，虽然它们也属于故事的一部分；而是强调他的思想旅程。我希望对最终到达那个独特位置的道路上发生的转折和变化做出合理的解释。这个故事当然有不同的讲法，甚至早就有了不同的讲法，其中一些可补我的解释之不足，而另一些显然与我的解释对立。我会谈到一些这样的解释，但是为了不偏离叙述的主线，我将在附录中讨论它们。当然，历史一向如此。它从来就是在现在与我们重建过去的努力之间、在证据与我们对证据的解释之间的对话，它是不同讲述者的合理故事之间的竞争，他们的个人经历、视野和研究计划都会影响到他们的话语。我长期着迷于哈耶克的旅程，我相信我给你们讲述的故事。但是我很清楚自己的信心无足轻重。大概最重要的是，我在提出自己的解释时，要给打算促进这项解释任务的人提供一个明确的目标。这就是我试图做到的事情。此书在现有的关于哈耶克和奥地利学派的大量二手文献中的位置，我也许应当略做说明。我开始从事这项工作是在十年以前，那时关于奥地利学派早期历史的著作不多，而目前这种情况已大为改观。Caldwell（1990）编辑了有关门格尔的会议论文，Kirzner（1994a）提供了早期著作的英译本，Endres（1997）对门格尔、庞巴维克和维塞尔的一些理论贡献做了长篇大论的阐述。Cubeddu（1993）和Oakley（1997）分析了创始人的方法论立场。对德国历史学派思想的研究也有所复兴，这在Peukert（2001）中做了记载。目前的文献有增无减，但我仍然觉得，在本书的第一部分，我可以为我们理解哈耶克的前辈及其对他的思想影响出一臂之力。具体而言，我力求强调理论和方法论的互动关系，阐明奥地利人同他们的历史学派、实证主义和社会主义对手之间的意识形态、政治和学术交锋。这个背景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哈耶克对他的对手——从美国的制度主义者到他在英国等地遇到的各类团体和人物——的认识和回应。我认为，这样的理解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认识哈耶克思想中的各种不同视角和观点独特地融为一体的现象。这种融会贯通的结果是，他对自己那个时代惟科学主义的僭妄，提出了一种彻底的现代主义批判，同时也指出了一些令人惊奇的（有人甚至会给它贴上“后现代”的标签）新方向。本书的第三部分由两章组成。我首先评价了哈耶克的旅程，同时试图对他的遗产做出评估。虽然我对自己讲述的哈耶克之旅颇有信心，但我必须承认，我对自己的评估努力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对我而言，写下这些评估是本书中最令我提心吊胆的部分，因为这要求我进入我本人的专业领域以外的地盘。（其实，评估的部分也包括给读者指出不同领域新出现的文献，可以把它们作为哈耶克的后续遗产加以阅读。）过去我做过几十次有关哈耶克的讲座，我在讲座之后的讨论中发现，人们从阅读哈耶克中得出非常不同的认识。既然哈耶克著述宏富，涉及众多领域，这大概也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因此我认识到，我本人的评估也只能算是一家之言，它反映着我本人的理解和兴趣。我觉得这是应当向读者有所交待的。在结语部分，我评价了哈耶克的著作提出的最后一项挑战，即他对经济学这门学科的挑战。哈耶克对经济学家的研究对象有一种独特的观点，他对经济学家采用的研究方法持批判态度。假如哈耶克是正确的，那么这个学科在20世纪确定的某些方向就是错误的。在最后一章里，我试图以一个经济思想史学者的身份，严肃地看待这些批判，并且透过它们去反思经济学在刚刚过去的那个世纪的发展。本文选编自《哈耶克评传》，注释从略，题目为编者所拟。推荐购买此书阅读完整內容。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赢利组织运营的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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